在政府管企业的体制下，没有哪届政府愿意让一个国企业在自己任时死掉，所以就不惜成本地输血、挽救，很多成了僵尸企业。
当代生产要素包括资金（信贷）、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管理等，必须尽快扭转在资金（信贷）、土地等要素使用方面不平等的现象。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进入 常修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企业家 民营经济 。
凡是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公司治理结构应运而生，逐步发展。不仅要讲人的行为出发点——争取个人利益，而且要强调其结果——利己与利他的统一。它是一种垄断权，如果不给予发明者和技术进步的创造者以这种权利及其潜在的巨额收入，创新就缺乏动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过去学界在研究经济创新时，曾经有过创新主体一元论的观点，即只讲企业家主体，忽视其他主体的作用，这是不符合当今实际的。要健全涉企政策制定的企业家参与机制，完善涉企政策和信息公开机制，建立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及相关部门联系企业制度。有同时同地的要求，服务业是不可以进行贸易的，因此得不到全球分工的好处。
另外大国可以形成分工细化生产型服务业，提高效率。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大市场支撑群众体育运动成为商机。昨天下午看了伊春的光明家具，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很有名的家具，现在中国的设计业分工非常细化，家具设计在深圳就有60多家，像光明这样品牌的大企业，二三十亿销售额的大企业，设计也已经外部化了。这些年内需作用的增强主要源于服务业。
这么多设计专业化公司必须依托很多的用户，有很多很多制造商才能使设计专业化而且如此细化，一个家具行业就有这么多的设计公司，是需要一个大规模制造来支撑。2018年8月11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在黑龙省伊春市举办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原副秘书会江小涓发表主题演讲。
第二，技术贸易比重有限，相对差距不会继续扩大。以下为演讲全文实录： 我选了一个和今天主题不同但是还有所联系的，也是我本人正在做的一个课题，把我们初步的研究成果和各位做一个交流。以往确实是这样这个判断有一个宏观上的意义。另外流量和关注力具备了显著的商业价值。
但是同期制造业使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劳动生产率是几十倍在提高。中国国民出去的人多付的钱多。范围经济极为显著，一个服务平台形成之后，可以销售多种产品和服务。先看第一个，中国进入服务经济时代，2012年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工业，占GDP的超过一半，对增长贡献就更高了。
今年上半年这个数据又有比较大的向上增长。最后讲我们的几点结论： 第一，在网络和数据时代，服务业大概成为了高效率产业和可贸易产业。
下面简单看一看服务全球化服务贸易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网络和数字时代给服务业的性质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凡是能够在网络空间提供的服务业，经济规模都变得极为显著。
第二个，作为大国的影响。是免费，靠流量靠服装鞋帽和中介为商业模式。理由有这么几条，第一，收入水平趋近，水平型的分工发展。过去十年，服务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货物加服务）的比重在提升，十年的时间提升四个百分点，服务可贸易性在加强。第四网络空间服务业中国优势突出，第五引进外资提高水平，服务产品质量提升。投资回报计算在这个时代有自身的逻辑，它不太在意直接的收益，这也是数字和网络时代带来的特点。
我们讲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增长是靠内需的增加来支持的，这个主要是和服务业比重上升有关。网络数字经济发展以后，服务业低效率和不可贸易的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
一是，大国支撑新的服务，首先依托国内市场快速发展，并且具备了规模经济发展效应，网络是非常讲究市场规模的。第四，中国体制的影响。
信息时代之前，最经典的服务经济理论讲室内音乐会由五位音乐家提供25小时的表演，供现场数百人观赏。还有一个保姆服务一个家庭，一个医生同时只看一位病人。
传统的理论的一些重要判断要非常小心来应用。最后，逐渐形成水平型的分工，中美在服务贸易领域更多形成了竞争关系。进入 江小涓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服务业 全球化 中美贸易 。通过进口加出口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这个数据可以看到，这么多年中国制造业对外依存度是没有变化的。
这个俱乐部当时并不被看好，不出所料，一年关门了，特朗普投资900万美金损失了。我们讲中国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从对增长、GDP的贡献来讲，服务业是主要的贡献者。
1851年到1962年，这一百年的时间里边，篮球两个队十个运动员，足球两个队22个运动员，为现场数百名观众提供表演，一百年里面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体育竞赛表演也是一个典型，1851年我们有了职业体育，就是竞赛表演卖门票和看演出是一样的，差别只是文艺表演还是看体育表演。
我们服务贸易这么多年都是逆差于是，依靠全球化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令中国日益树敌于全世界，中国建立在压制劳工权利基础上的廉价出口不但被广泛指责为不公平竞争，更被认为是造成全球失衡的重要根源。
2009年至2011年，中美举行了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美国逼迫中国在自主创新以及金融自由化等方面做出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大多以此为由，对中国崛起表示不信任。作为回报，美国对中国开出了两张空头支票，允诺尽快、全面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及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就这一点而言，中国通过经济增长对外展示的发展成就，恰恰是建立在内部不发展（internal underdevelopment）的基础上。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争，而在于中国是个经济规模十分庞大的大国，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发达国家的内需上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贸易权力严重不足的中国无法阻止美国以公平贸易的名义，限制中国的自由贸易。外资在中国出口中占比之高，大大超过了1970年代台湾以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亚洲其他国家外资在其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这充分暴露出中国产业在整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大量吸引外资正是中国经济严重虚弱的证明。
中国为了获取能源而与一些流氓国家合作有损中国的国际道义形象。盛行于1950-60年代拉美国家的著名左翼理论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用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
因此，用开放倒逼改革仅仅是决策者的一厢情愿，引进外部压力不但不可能转化为国企发展的内在动力，反而可能给国企带来灭顶之灾。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承诺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定》，自主创新政策与政府采购脱钩，政府采购不对外资企业实行歧视，开放高端制造业，开放股指期货，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额度等等，以换取美国不过分纠缠人民币汇率问题。